前几天有一个读者提出了一个很有趣味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和总结的问题——清朝皇帝个个勤勤恳恳，到头来最后满清为什么还是国破家亡？
其实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愣了一下，因为一般具体到某个人某个事，即使不是非常了解，我也能翻阅一下史籍大体能够直接拿起键盘敲（大部分和我后台沟通的人可能比较了解），但是看到这个有点“包罗万象”的宏观问题，我静静地从努尔哈赤到溥仪，每一个清朝皇帝的时代人生过了一遍，真的是每个皇帝虽然不是雍正那样业精于勤吧，但肯定也没有像万历、泰昌那样业荒于嬉。
在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制度框架内，一个国家的兴衰也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很多人认为专制国家的兴衰是由集权统治的最高统治者所决定的，这一个因素固然不假，一个国家的国家大政固然离不开皇帝的个人素质和施政水准，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的古老国家也绝不是一个坐在金字塔顶的皇帝所能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社会制度中诞生了里甲制度——现代户口制的前身，以便让基层团体依靠里甲——乡绅的基层模式，依靠道德归宿得到自治。
因此分析一个封建帝国的衰败原因，不能仅仅把问题归咎于一个人或两个人。所谓时势造英雄，先有环境的孕育，才有英雄的诞生。倘若东汉末年，何进没有招董卓进京，后世哪里会有什么三国鼎立？而这个势，归根结底又要归咎于东汉末年，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对峙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研究清朝的灭亡，首先离不开大环境的势，这个大环境的势又是由很多方面所组成的。
第一，军政的垮台。
满清是马背上打出来的天下，如果说农业是帝国的根基，那么军事就是帝国的保障。
八旗和绿营制度，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消灭殆尽，而由汉人地主阶级所掌控的地方军事力量（团练）开始崛起，最初是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而后是李鸿章的淮军（北洋的前身）。
太平天国运动中，地方军阀化逐渐开启，而地方上的军阀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地方督抚开始掌控了实权——财政权和兵权。
第二，科举的废除。
儒家帝国传统的理学是维系君主和士人阶层社会框架的有力工具。科举的废除，首先意味着这条纽带被斩断，从而中央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域彻底丧失了主导权。
读书做官是封建中国人传统的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当科举被废除，又没有新的有效的途径可以实现上下层之间的流动，尤其对于文人阶级来说，这种前途的幻灭感带来了巨大的离心力，这是满清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满清之所以没有被太平天国消灭，是因为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这批地方军阀不容许有所谓的天父天兄——西方的基督教义打破儒家帝国的秩序。
而太平天国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争取到西方势力的认可，更关键的是没有争取到中国封建社会中充当地方要职——庞大的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文人阶级。
而在他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唾手可得的半壁江山他们不可能没有考虑过，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胆量来挑战儒家正统思想。
第三，慈禧的死亡。
可能有人会觉得刚刚说过的个人影响力不足以说明一个问题，那么慈禧的死亡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是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我们不过分地强调个人原因但是也绝不能忽视作为最高权力者身上的绝对威严感。
慈禧是一个掌控政局长达半个世纪的强权人物，她有着巨大的政治权威清朝灭亡的原因，可以压服地方的实力派人物，这也正是袁世凯等人迟迟不敢公开造反的原因所在。
她作为一个帝国的最高权力者，作为儒家普世思想忠君的对象，对稳定政局，震慑朝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这就是我们如今所强调的资历问题。慈禧不仅仅代表她个人的资历，从当时的时局来看，也代表着满清的生命。慈禧的死亡，意味着满清最后一个政治权威的垮台。
而上台的载沣，隆裕这些纨绔子弟，毫无政治和治国经验的小孩子对袁世凯这些人产生什么威慑作用？
第四，环境所驱。
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这些人的打击，其实是想打压汉族地方的实力派人物起到重新中央集权的作用。
但就当时世界民主革命的政治环境下，加之科举的废除和新式教育、新型经济模式的引进、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这些纨绔子弟组织的皇族内阁，妄想重新收回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和满人之手，这就是完全地误判形势了。
这种逆行倒施的行为反而导致了地方的离心化倾向的加剧。这种倾向随着地方宪政改革进一步加剧。原本传统的地方的士人阶层、头面人物此时摇身一变，成了地方咨议局的各种议员，满清原本的统治基础变成了拆解满清这个庞然大物的最大力量，也就是说，满清的统治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仔细看来满清的皇帝们个个对国家忧心忡忡，前面打江山的不说，康雍乾盛世不提，嘉庆、道光、咸丰、光绪，没有一个不为自己皇位而内心呐喊清朝灭亡的原因，可没有一个能够阻止国家的江河日下。
当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进到颐和园的时候，他们发现八十年前英王马嘎尔尼使团送给清国皇帝的地球仪和马车被当作破烂儿的扔在角落里。
这不是治国的水平如何，而是人的思想与意识。
现在很多人说，如果清末的宪政改革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冲击成功会如何如何。
然而宪政改革的失败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惯性的必然，这不仅仅是满清贵族短时间内可以扭转的，更何况是载沣这样的角色。
英雄人物在关键的节点上，可能能主导历史的走向，但历史的结果，更多的是民族性和人性的必然。
一辆车它要转向，就要踩下刹车，慢慢地转过来，问题就在于，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没有踩刹车的历史习惯，而只有车毁人亡，重新换人换车的历史传统。
那些地方上的兵权财政权，科举制度，最高统治者的意志等等，其实充其量也只是赶车人身上的雨衣和帽子，气候变暖了，你不让它脱它自己也得脱，脱完了，又适应不了温暖的大环境水土不服，这车自然就赶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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