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和其嫡长子刘据的爱恨情仇，是汉武帝亲手酿造，却不得不吞下的苦酒。汉武帝本来的打算是，将刘据周围的外戚统统剪除，然后再给他配几个靠谱的辅政大臣，自己死后的大汉江山，不敢说能更上一层楼，搞出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来，还是能指望的。
刘据是刘彻29岁时生的第一个儿子，卫子夫就是以刘据的出生才被册立为皇后，而刘据则顺理成章以嫡长子的身份成为大汉帝国的储君。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刘彻逐渐觉得刘据的个性上有些偏软，做事不够凌厉，不像自己这般果决。随着刘闳、刘丹、刘胥以及刘髆等皇子先后出生，汉武帝对卫子夫母子逐渐失去了专宠，卫子夫母子也能感觉到汉武帝对刘据的个性不是很欣赏，整个卫氏家族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汉武帝何等聪明？他敏锐地感觉到皇后母子的担心。当时大将军卫青还在世，在一次闲谈中，汉武帝有意对卫青说了一番宽慰的话：我们大汉王朝的建立，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如果我不对一些弊政加以改革，后世恐怕就没有可遵循的规则；况且，我们四周的蛮夷都对我们虎视眈眈，如果我不进行对外征伐，后世也免不了陷于战火。我做这许多事都是为了后代的安定铺路，后代的君王可不能像我一样。如果他也穷兵黩武，那就会走上秦二世的老路。太子的个性稳重，心怀仁义，加上有你们的辅助，一定能让天下安定。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了！现在他们母子，总怀疑我是不是不再疼爱他们了，哪有这回事啊。你碰到他们，把我这番意思转达给他们，一定要教他们安心……此时为止，一切都还是在天伦之内，一派温情脉脉。卫子夫还专门当面向汉武帝道歉，说自己不该那么猜疑皇帝。汉武帝本就不以为意，仍然继续着他的开疆拓土，每每刘据觉得战争靡费太大，劝谏汉武帝谨慎用兵，汉武帝就笑着说：这些仗都由我们这些老辈人打完，你就坐享其福，难道这样不好么？
汉武帝也在刻意将朝中的日常事务托付给刘据，培养他的治国能力，特别是在他“出差”到泰山或者北部边境的时候，长安的大小事务，都交给刘据。汉武帝回到长安，也不事无巨细地听汇报，就捡几个重要的事情查问，也没觉得太子处理有什么不妥之处。
刘据和汉武帝的施政风格有很大不同。汉武帝喜欢严刑峻法，任用的人都是一些心狠手辣的人汉武帝的父亲，喜欢将某个案件无限牵连，动不动就兴起大狱，用无数人的血当“业绩”，来在汉武帝面前换取利益。但刘据却想法不同，每每大狱兴起，如果正好他受命监国，就会仔细审阅案卷，从中将那些明显不合理的判罚抽取出来，重新审理甚至翻案。虽然刘据这样做，很多人得以幸免于难，但却很是得罪那一群酷吏——自古断人财路总是招恨，不管你是不是贵为太子。卫子夫也留意到儿子和汉武帝的不同，总是侧面提醒刘据不要总是和父亲唱反调，凡事多顺着汉武帝的意思才能安全。汉武帝听到，反而还觉得刘据本应如此，而卫子夫的说法则有些不问是非。
于是，朝中的政治格局就逐渐演化成，凡是心存宽厚仁慈的，都比较站太子刘据，而残忍奸诈的，则站在刘据的对立面。由于后者的“主动性”和“攻击性”更强，而太子这边大多数是一些只知道做事的“专业官僚”，对“告状”这类把戏一窍不通也不屑于用这种宵小手段，所以汉武帝的耳朵里，逐渐就灌满了对太子的诋毁。到卫青去世，太子一党失去了朝中的支柱，酷吏团队更看到了刘弗陵这个变数，对太子的攻击就更加猛烈而肆无忌惮。
当时的“巫蛊”之风，确实十分流行。汉武帝身边的美女们，相互争风吃醋，都恨不得将对方生吞活剥，好让汉武帝的宠爱聚焦到自己身上。因为汉武帝自己总爱邀请一些“神仙”和术士进宫做法，那些入不了汉武帝法眼的人汉武帝的父亲，就在嫔妃这里找到了“市场”，大量推出“如何能够获得皇帝欢心”之类的“咨询项目”，并且提供“工具”，通常是用木头雕刻成的小人，写上最恶毒的诅咒，放在或者埋在术士们指点的地方。但“巫蛊”从来都是汉朝皇家的忌讳，一旦被皇帝知道后宫有人在行“巫蛊”，汉武帝就会雷霆之怒，将相关的嫔妃、太监和所涉及的政府官员“一勺烩”。因此，虽然几乎所有的嫔妃都在流行“巫蛊”术，但他们却更喜欢用这个理由去汉武帝那里告发别人，还一查一个准儿，谁的屁股底下也不干净。汉武帝被这些烂事折腾得快要情绪崩溃，夜里经常做噩梦，梦见数千个木偶手拿法器攻击自己。霍然惊醒之后，便再难以入眠。汉武帝的身体和精神，因此日渐衰弱和恍惚。
皇帝本人的“不中用”，身边的人都看在眼里，特别是那些“聪明人”。他们能够感觉到汉武帝命不久矣，开始早早动手为将来做打算。至于不够聪明的，比如太子刘据，此刻就成为被“聪明人”暗算的对象。
汉武帝很喜欢安排宦官去刺探皇族和大臣们的言行，以此来确认他们是否对自己绝对忠诚，对皇后和太子也不例外。负责侦察太子的侍从宦官苏文、常融之流，深知汉武帝对皇后和卫家的忌惮，更可能他们已经被后宫其他势力所渗透，他总在汉武帝面前说各种太子的坏话。今天说太子和宫女乱搞，明天说太子前来探视皇帝病情，回家后居然喜形于色等等。好在汉武帝当时还没有糊涂到底，和刘据毕竟有父子之情，最初这几个“不开眼”挑拨离间的，下场都不好。但随着汉武帝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恶化，“聪明人”中的最“聪明“的一个，对太子下手了……
江充，深知自己不得太子的认可，一旦汉武帝西去，他便是第一个被“清洗”掉的。就算是死地求生，江充开始策划和利用“巫蛊”问题，在皇宫中掀起一片滔天巨浪。
汉武帝此时，在甘泉宫养病，对长乐宫和未央宫，以及长安城内的事务，基本上按惯例交给太子管理。江充首先是在“老板”面前制造舆论：陛下您的病，我看都是有人施行巫蛊之术，虽然此前有人告发处理了一批，但巫蛊不根除，陛下的病也难痊愈。汉武帝自然就把深挖“巫蛊“的任务交给江充，任命其为”钦差”，可以随意搜查和逮捕。而江充早就秘密运作，将代表“巫蛊“的木人埋在要抓的人家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江充查办巫蛊的方式，居然是找一个”女巫“，据称能够识破巫蛊，按照江充爪牙事先用家畜的血洒成的标记，将”巫蛊“木偶挖出……这种“瓜蔓抄”式的搜查和审讯，迅速在长安蔓延为一场数万人被关押和处死的恐怖大案。
然而这只是江充“巫蛊”计划的外围，其真正目的是要将火引向皇宫，引向和自己利益相冲突的太子集团。由于江充招来的胡人女巫，在长安查“巫蛊”的业绩特别好，得到了汉武帝的接见。按照江充的授意，这个女巫说：皇宫里，有一股更厉害的巫蛊之气，如果不铲除，陛下的身体则无法平安！已经昏了头的汉武帝，命令江充带兵入未央宫和长乐宫，执行搜查任务。天底下最荒唐的一幕发生了：皇帝命令自己的臣子，抄自己的家。
江充的爪牙进入未央宫后，拆墙掘地大肆破坏，甚至将汉武帝的御座都捣毁掉。汉武帝似乎还嫌江充抄自己的家不过瘾，又追加了一道命令让宫里的宦官协助江充，从低级的嫔妃住所开始，一寸一寸地皮都翻开，一直搜查到太子府和皇后卫子夫的寝宫。最后，江充将“战果”向汉武帝报告：在太子宫挖到木偶一堆，上面有用绸缎写成的密谋叛乱的文字……”
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刘据此时想不行动都不可能了。太子的师傅石德，说得很明白：先前太子的两个亲妹妹，还有表兄都因为莫须有的“巫蛊”被皇帝处死，现在江充说你这边挖出了同样的更多的巫蛊木人，这摆明就是江充他们陷害太子，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为今之计，只有以监国名义传旨逮捕诛杀江充和他的爪牙。皇帝如今身在甘泉宫，生死未卜，江充之流假借皇帝名义如此猖獗迫害皇族，这不就式当年扶苏被杀的翻版么？他江充，就是赵高再世！
但刘据的宅心仁厚，在这种关键时刻，往往就会变成优柔寡断和进退失据，最为关键的是，已经剑拔弩张的当口，本来在长安占据主动地位的刘据，居然没有立刻封锁长安的交通。他觉得诛杀江充这么大的事情，总还是需要去甘泉宫和“董事长”报备一下比较好，要出发了才发现江充已经先一步派人去往甘泉宫了……这个节点上的迟疑，让刘据失去了胜利的机会，也失去了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
太子的“反巫蛊”政变行动，还是展开了：刘据派人伪装成汉武帝从甘泉宫派来的使者，下令逮捕江充。这种180度大转弯，肯定会被识破，没说几句话，双方就展开了肉搏。刘据更是亲自操刀：你这个赵国来的流氓，害了我们一家子那么多兄弟姐妹，现在居然还来害我们父子！
江充也是对自己的影响力过于自信，没有在第一时间逃出长安，去往甘泉宫他的“主子”那里避难，结果自己的阴谋固然得逞，可原本用来享受荣华富贵的脑袋，过早地搬了家。连同江充在内，凡是长安城里和江充有关的人，一个不剩全部被杀，那些胡人女巫更是被拖到了上林苑，一把火点了“天灯”。太子府更动员警卫部队，打开军械库分发武器，宣布全城戒严。长安城霎那间陷入一片混乱，“太子造反”的传言不胫而走。
得到消息的汉武帝，对此并不愤怒，反倒下意识地为儿子“开脱：太子是因为害怕，又对江充怀恨，所以才酿成激变。说完，派出使节宣召刘据到甘泉宫面圣，父子俩当面把话说清楚。这本来是解决父子矛盾的最佳办法，但是使节却没有见到太子，甚至连长安城都没进去，就半路折返回来和汉武帝报告：太子已经开始行动了，还要杀掉我，我没法见到太子，只能回来和陛下报告……很显然，这个使者和江充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要把事情搞大，目的就是要让汉武帝相信，太子已经实质造反，必须对太子采取强力的镇压手段。
汉武帝果然顺着江充一伙的设计，听说太子谋反确实，怒不可遏命令丞相刘屈氂带兵平叛。刘屈氂，是中山靖王刘胜的120个儿子之一，和汉武帝算是堂兄弟，而且刘屈氂和李广利是儿女亲家，李广利的女儿又为汉武帝生下了五皇子刘髆。
刘屈氂一开始还想要逃离这桩注定左右不讨好的斗争，一听刘据占领了皇宫，直接拔腿就跑出了丞相府，连丞相的印信都顾不上，忙乱中只派了一位长史匆匆赶往甘泉宫报信。得知刘屈氂脱离了岗位，气得汉武帝大吼：这都已经是明摆着的事情了，他怎么就没一点主见？朕还指望他能当得起周公的角色么？随后正式给刘屈氂下了一道诏书，严令限期平定叛乱。同时还特别交代了细节：封闭长安城门，不要放走一个叛军，循序渐进用牛车等障碍物封锁主要街道，压缩叛军的活动范围，尽量避免近身肉搏，免得杀人太多……随后，汉武帝立刻动身，返回长安，住进了城西的建章宫坐镇指挥。
一边是汉武帝动员和指挥的，精锐的汉卫戍军的主力，一边则是准备不足，势单力薄的刘据。在石德的建议下，刘据只得再次假传圣旨，释放长安监狱里的囚犯将他们武装起来，又让心腹带着兵符快马加鞭奔往长水（今山西蓝田）大营，想要调集外围的重兵进京，扭转不利局面。汉武帝早就料到了此招，使节在半路上阻截了不明真相的重装部队，用黄色缨穗的兵符，替换掉了原有的红色兵符，让其守住营垒，不要加入长安的内乱。如此一来，长安城中的刘据就等于成了瓮中之鳖。无可奈何之下，刘据带着太子府有限的警卫，以及释放的囚徒，裹挟了数万长安市民打算突围，在长乐宫西门和刘屈氂带领的平叛部队遭遇，随即展开了一场长达五天，死伤数万人的厮杀。
几天过后，刘屈氂的部队实力更强，刘据逐渐支撑不住，向长安东南城门败退。负责把守城门的田仁，认为刘据毕竟和汉武帝是亲父子，心软和犹疑之间就放走了刘据。这可给自己惹了大祸，追击而来的刘屈氂当即就要处死“通敌“的田仁，被暴胜之拦住：田仁是个省部级干部，我们怎么能随意诛杀？汉武帝得到消息，直接派人找暴胜之谈话：田仁放走反叛首领，丞相要杀他，这是法律规定，你怎么能擅自阻止？暴胜之一看，知道这场大戏，必然要以血流成河收场了，遂自杀当场……长安的叛乱很快就被平息。
随着汉武帝返回长安，对参加叛乱的清算也随之开始：由宗正（皇族事务负责人）和执金吾（首都卫戍司令）牵头，前往皇宫收缴皇后卫子夫的印信，并监督卫子夫自杀；为了铲草除根，汉武帝下令：不管是否直接参加叛乱，凡是太子府的门客，或者出入过太子府的人，一律诛杀；直接参加叛乱的，诛灭三族。就连没有响应刘据号令的若干将领，也被汉武帝怀疑是心存侥幸、首鼠两端，一概诛杀勿论。一时间，刚刚从血泊中醒过来的长安城，再次陷入到更加恐怖的逮捕和屠杀中。不但如此，考虑到太子刘据仍然逃亡在外，长安各门开始驻屯重兵，全城戒严。这个时候的汉武帝，几近疯狂。
就在汉武帝准备调集重兵，大举围剿刘据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位壶关书生的奏疏。想必这也是朝中的某位重臣，假借一位品级并不高的官员名义，对汉武帝所做的规劝努力。信中一语道破天机：太子何等尊贵？既是皇帝和皇后的嫡长子，又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造反对他完全没好处；江充何许人也？不过一介平民，街头巷尾的无赖。陛下使江充显贵，委以重任。他拿着陛下的诏令，竟然迫害太子，栽赃皇亲贵胄，纠集党羽，缠结为一团，使得您和太子的亲情阻隔。太子心中苦楚，向前见不到父亲，无法抒发胸臆，向后则陷入江充设下的陷阱。进退两难，激愤与恐惧之下，太子才无奈选择自保，诛杀了江充这个流氓。这一些都是为了自救，说他有弑君篡位的打算，根本是站不住脚，都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在故意误导皇帝！现在的朝堂气氛，十分压抑且不正常，看到问题的人都不敢开口，只剩下江充这样的小人上蹿下跳。我愿意豁出我这一条命，就在建章宫外听候陛下的发落。
汉武帝看完这封信，心中若有悔悟，但没有及时发出赦免太子的指令。事情就这样一步一步彻底走向悲剧：逃出长安的刘据，连夜来到湖县（今河南灵宝），在一位穷苦人家暂避，打听到自己的一位门客也住在湖县，就派人联络。没想到，行踪就这样泄露，来的不是他的门客，而是前来缉拿太子的地方军队。刘据走投无路，情急之下竟然在房间里自缢而死……执法人员踹开房门，将刘据的两个儿子，一并格杀当场……
汉武帝刘彻，杀了自己的嫡长子，汉帝国的第一顺位合法继承人，同时也几乎杀尽了自己的至亲，包括自己的妻子，两个女儿。这件疯魔一般的血案，是汉武帝亲手发动，但却被江充等人利用，最终失控走向了汉武帝自己也不想看到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汉武帝本人要为这场血案负起主要责任。但司马光却又一次“曰”出了一番奇谈怪论，认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惨祸，汉武帝的过错就在于，让刘据自己挑选师傅，而不是汉武帝亲自筛选那些“纯正”的儒家学者来伴随太子左右。很显然，这话还是说给当朝的皇帝宋神宗听的，他口中的那些“不纯正”的儒家学者，就是王安石为代表的一众“改革派”。至于班固在《汉书》中对此的评论就更有意思，全文都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天意。
然而司马光忘了一件事，正是《资治通鉴》以及他所参考的所有史书，无一例外都对刘据的人品大加赞扬，认为他简直就是完美的儒家所推崇的圣君形象：以仁德之心垂拱而治。如果刘据自己选择的老师，都可以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准圣人，那还要汉武帝给他找什么老师？司马光自己不也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大加批判么？话说，“教唆”刘据造反的石德，如果和当时汉武帝朝中的大臣相比，反倒是更加根正苗红的儒家学者，这又该如何解释？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已经处于皇权无限扩大的宋代，就算是写给皇帝看的目的是规劝皇帝的书，不把皇帝定位在反面形象，不让皇帝负主要历史责任，已经是一种所谓“政治正确”。这种“正确”是我们的历史文化中的糟粕，它无助于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对关键人物和领导者，容易缺少准确的判断，更无助于后世的“资治”，还容易教那些身居高位的老板们“不学好”。
汉武帝的另一个荒唐之处在于，陷入一些“无厘头”的迷信，和一些凶狠狡诈的“身边人”的PUA而不自知。根据已经掌握的历史资料，汉武帝从始至刘据身亡，都没有换太子的打算，所谓“尧母门”不过就是老来得子，一时高兴的表示。但奈何汉武帝身边已经被“摇尾帮”所环绕，汉武帝哪怕叹口气、放个屁，他们都能够从中解读出“企业文化”意义。为了升官发财，他们会把老板身上的任何一点细枝末节，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向无限放大。与此同时，他们还隔绝了汉武帝和太子之间的沟通渠道，使得父子、夫妻在整个事件中都没有见面说上一句话。汉武帝能见到的，只有对皇位和后位垂涎欲滴的豺狼。加上汉武帝自己已经老迈昏聩，这悲剧又如何避免？
一个掌握权力的人，绝不可以这样作茧自缚，他必须担负起驱动帝国的前进的责任。如果他自我封闭——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他就一定会变成一些地位卑微却阴险狡诈的“身边人”的工具。这样的老板，看起来仍然虎虎生风，实际上却被江充、杜周这样的小人玩弄于手掌之上。汉武帝这位当时世界上掌握最高权力的帝王，江充教他跳脚他就得跳脚，派去召唤太子的“使者”，教他冒火他就得冒火。好像一个本来不要斗的斗鸡，在拨弄之下瞬间便张翅引颈，奋不顾身，这“老板形象”也真是让人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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