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皇帝-唐太宗伟业实质即隋朝两帝王统一政治的合影，是炀帝之梦实现

唐太宗李世民天纵英姿，其所以异于历史上所有雄才大略君主之处，系如秦始皇、汉武帝的对外事业发展大成功，另一方面却都须以牺牲国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为条件，惟唐太宗则未。

任何帝王要做到对内安民与对外征服事业并举非常不易。汉文帝被后世视为仁君德政的典范。他统治期间匈奴屡屡撕毁和约，入侵边境，文帝怕刀兵再起，百姓遭受战争之苦，下令严守边塞，不发兵追击。其实汉文帝也是血性男儿，也曾有意抗击匈奴。

汉文帝（前180年—前157年在位）

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入侵河套地区，文帝调集八万骑兵，前往高奴，准备阻击。匈奴闻风撤走。文帝亲临甘泉，阅兵视察。恰在此时，国内发生诸侯王反叛事件，文帝遂罢兵回朝。次年，匈奴求和亲，文帝召开朝议，让大臣讨论是继续和亲还是出击。结果大臣都认为应当和亲，致使文帝放弃北击匈奴的想法。这表明汉文帝力有不逮。

唐太宗即位翌年改元贞观，他在位时与臣下有关政治方针、政治伦理的讨论记录，后代唐中宗时吴競编集为《贞观政要》十卷，分论君道、论政体以至论慎终等四十篇，非只后世有为天子所必读，也已系东洋—中国文明圈内各国，凡君主、政治家均共同研修的帝王学教科书。

《贞观政要》开宗明义之语：“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论君道第一）原理，以及“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论务农第三十）的民本主义思想高扬，鲜明便是贞观政治方针，以及由此方针贯彻而后世敬羡的贞观之治实现。“民为贵”原系孟子理想，一千年后，却由帝王肯定民为国本，唐太宗无愧最高级天子，旷古的第一人。

念念以人民足衣食与登升平为帝王义务，隋文帝为相同；睿智雄略，廓伸国威于北、东亚洲，自身出生于北朝系而热爱南朝文化，用绝大政治力提倡各种文化事业，又便是隋炀帝写照。唐太宗伟业，实质即此前朝两帝王统一政治的合影，以及隋炀帝之梦实现。但为何唐太宗得兼其功，独享令名？

早在秦王时代，唐太宗从事平定群雄，激战之地建立佛寺隋朝皇帝，祈赐敌对双方阵亡将士冥福，各寺哀悼追思死者的纪念碑，文章均出自颜师古等当时著名文人并书写，残存迄今仍有邠州昭仁寺、汜水等慈寺等遗迹供凭吊。这是从来未见的为政者心迹表露，悯惜生命之情发乎内衷，今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最早原型。

原因端以其性格中，不存在隋文帝对民宽仁而待臣下苛严阴沉，以及隋炀帝刚愎自用的双方缺陷，待人至诚系其出乎自然的至性。贞观之治的堪景仰由此，也以此构成唐太宗之为名天子的条件。于此，《贞观政要》的一段文字值得注视：

萧瑀（575年—648年），字时文，南朝梁明帝萧岿第七子，梁靖帝萧琮异母弟，萧皇后之弟。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第九位。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

萧瑀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飱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

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且自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因令诸司，诏勅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论政体第二）

《十八学士图》

秦王府邸西侧开设学士馆，由王府官属为中核兼任的十八学士（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分番入值，于秦王公余，相与畅论学问上问题。

太宗登位后续由此幕府集团扩大为弘文馆，延揽高教养人物，各以本官兼任弘文馆学士，应召入太宗内殿议论古今政事与学问，企画政治兴革蓝本。

君臣间前后此等场合的问答内容，便是《贞观政要》所选录，论慎终也特被列为最末第四十篇篇名，兢兢业业的勤政不懈，又显见不含揉作成分。

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流血大政变是太宗继位的决定性关键，而参与核心机密的，除太宗妻兄长孙无忌外，房玄龄、杜如晦乃太宗时代并称的股肱辅佐名宰相，史家赞美房谋杜断，系贞观之治展开要素之一，而两人固以十八学士幕府中人博信任，参与此集团以前却对秦王时代的太宗毫无渊源，政变企画成功便是此二人

之力。

另一临场最重要主角尉迟敬德，当秦王坠马，素以勇猛擅骑闻名的齐王元吉已赶上将加不利，事变成败间发之际，及时力卫秦王，射杀格斗脱逃中的元吉，稳定局面的关键人物，却是秦王前此削平群雄时的战场上降将。

相同之例，导引唐朝声威四播域外，前后破灭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句丽等四方大活跃统帅，熠熠两大武功巨头的李靖与李勣，前者是被捕虏的隋朝地方属吏，后者则原李密麾下而随李密归顺，却都得自身便具丰富实战经验的太宗倚重。

以上房、杜、长孙无忌、李靖，以及魏徵，均名列七位配享太宗庙功臣（李勣则配享次代高宗庙）。七人中另两人，高士廉系太宗长孙皇后与长孙无忌舅父，屈突通乃隋朝重臣，于太宗已系长两辈人物，唐朝起兵之初拒战败俘而降，担当太宗为秦王时的行军幕僚长，太宗即位未久老迈去世。

苏定方（592年—667年），隋朝大业末年，他投奔窦建德、刘黑闼领导的河北义军，屡建战功。直至唐太宗在位时，苏定方才开始为唐朝效力。深受唐高宗的赏识与信任，多次被委以重任。苏定方征西突厥、平葱岭、夷百济、伐高句丽，“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史无前例地将唐朝的版图向西开拓至中亚咸海，国境直抵波斯，向东延伸至朝鲜半岛南部。

于太宗次代高宗时代，与李勣同具再添世界帝国荣光大功勋，平定西突厥与百济的大将苏定方，原先也系仕于窦建德。所以，太宗伟业，个人的智力、毅力、卓越的指导力，自是成功条件，知人善任，真挚化敌人力量为自身力量，携手合作，尽忘过去一切，只前瞻共同的未来，才得开广创造唐朝黄金时代眼光远大、魄力雄浑的将相之才泉源。

引原敌对或反对派人物为股肱大臣的最有名例子是魏徵，传为历史美谈的是魏徵直言无忌的诤谏与太宗的接纳其谏言。善谏非只魏徵，以同等性格受太宗尊敬的王珪是另一名臣，两人也同样原系被斗倒的太子建成派。魏徵事迹尤堪举证，以最早且乃随李密（隋末群雄之一,瓦岗军领袖）降唐，从太子建成期间又是推倒秦王的积极主张者。

李密牛角挂书

而太宗登位，了无芥蒂，臣则“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贞观政要》论任贤第三，王珪评魏徵语），君则“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隋朝皇帝，美恶必见”（《贞观政要》论求谏第四，魏徵去世后太宗语房玄龄等言），肝胆相照，流传为最足感动后人的君臣相处典范。

《贞观政要》四十篇中，论求谏第四、论纳谏第五占有两篇的分量，太宗如何鼓励建立鞭策自己的力量，其热望与诚意都可想见，《唐书》太宗纪史臣曰：“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是恰切的。

贞观之治，便以如上特征，君臣间推心置腹，水乳交融，相互激励，一方面是知人善用而不问由来，一方面又是鼎盛的人才乐为所用，所以贞观之治本质异乎历史上任何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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