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危机中的绥远抗战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事变发生之时，我国北方一场中日之间大战仍在进行。这就是被称为全国抗战的先声，也是让傅作义一战成名的绥远抗战。

当时，西安事变的发生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注意，“羽山代表关东军警告宜生离绥，以张变后必向中国中部猛进，晋绥抗日必遭覆灭，不如让日西进防共，要知关东军先头已进至张北，此贵官所知者云云”。

日方企图趁火打劫的举动自然让南京方面头疼不已。王子壮见此痛陈：“当我国际地位稍高，绥远战事即胜利之时，张学良又出此荒谬之举，使我前方将士灰心，赤祸日祸压迫转急，国家灭亡，可立而待。”

实际上，西安事变的发生与绥远抗有着战脱不开的关系。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的消息传到了西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士皆喊出“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部分高级将领甚至向张学良要求：“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

张学良面对曾为自己部下的傅作义为抵御日本侵略者展开绥远抗战，并取得胜利，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匪军，打破了日本建立“蒙古大元帝国”的妄想感到欣慰，又为自己丢失东北退居西安，遭受国人的责骂而痛苦。

他于11月27日向蒋介石提交《援绥请缨抗敌书》，要求国民政府“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百倍。”

在12月9日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大会上，西安学生喊出“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在《张杨发表对时局宣言，八项主张要求全国采纳，蒋委员长在兵谏保护中，但安全问题可保无虞》的報告中更是明确表明西北民众要求出兵援绥的态度：“自敌伪进攻绥远以来，举国人民救亡情绪异常热烈，西北地处边陲，已成国防之第一线，军队及民众抗敌意志尤为坚决……数月来即请求蒋委员长将全国武力北上援绥，接受民意。”但是“蒋委员长认为攘外必先剿赤，督率大军，北上陕甘，势必将赤匪剿尽，方能对外”。从这里来看，西安事变爆发与绥远抗战有着一定的关系。

面对日本的企图，中国方面有如王子壮一般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看待西安事变，也有积极应对而对傅作义加以鼓励者。北平学生团体向行政院致电，要求对傅作义“守土安民，誓死为国”之举动予以嘉奖。

更有媒体称赞：“因为他的为人，怕像岳武墓所说‘文官不怕死，武官不爱财’的人物，而且他目前的事功也正是全国同胞所热烈拥护的‘守土御辱’，我敢说在将来的民国史上如果还记载民主英雄的英勇故事，傅作义将军定是占一页的。”在此情形下，国民的抗日热情得到鼓舞，纷纷捐款捐物，各地军人、群众群起响应，反对日军的侵略行径。

而出于对危机的紧迫感，国民党人的抗日情绪也达到了一个高潮。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对日之压迫绥远，只判断其分量大小，不必疑是恫吓，我今对日语言感情方面，务取谦和忍让，对于准备与抗战方面须豁出，拼至最后程度，此不仅责任问题，亦国家存亡问题，盖今日抗日，为安内之最紧要工作，亦即生死存亡之工作。”

12月19日绥远，国民党中央勉励绥远将士毋要“稍馁其气”，“并且反要因此而益加坚强卫国守土的热忱，以完成抗敌御辱的全功”。

有了从下到上的一致支持，身处抗战前线的傅作义未因时局之动荡而对日妥协，知晓事变情形后，“惟仍含泪集各将领，誓以蒋委员长方针为从，在此严重期间，缜密前方，不容伪匪所”。15日，其致电南京，表示“守土抗战，态度坚决”。

出于中国对日抗战的热情，日本被迫开始重新定位中日关系。我们从驻日大使许世英发回的电告便可看到，日本“以为对华压迫，不啻为渊驱鱼，促成中国赤化，应即改变基本政策……绥远战事，纯系田中隆吉等特务机关所为，日本政府未经同意，亦令及时终止”。

1936年12月19日，随着德王部队退回张北，绥远抗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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