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6～19世纪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及其影响

越南是亚洲天主教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仅次于东帝汶、菲律宾、黎巴嫩和韩国，位列第5位。越南的天主教信徒超过600万，约占人口的7％。

对于越南而言，天主教的到来对越南文化(尤其是越南语)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政教关系为主线，探讨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揭示内外大环境变化和主客观因素对天主教传播的正负面影响。

天主教传入越南的背景及其动因

传教士来到远东传教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地理大发现与绕地航行的成功是天主教来到远东的前提条件。

15l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的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控制了从东南亚到欧洲大陆的海上贸易航道上的几个重要节点，取代了原先控制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穆斯林商人。

第二，新教的崛起对天主教在欧洲的地位构成极大威胁，教廷被迫开拓新的领地。1500年代初，为应对欧洲新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冲击，欧洲的天主教强国发起了反宗教改革运动。

这一运动旨在重新夺回被新教夺去的阵地，恢复向海外传播天主教的努力。1515年罗马教宗利奥十世批准葡萄牙垄断东方传教权，1534年教宗保禄三世再次下令允许葡萄牙国王享有东方的“保教权”。

1539年，依纳爵·罗耀拉成立耶稣会，旨在重申、传授罗马天主教教义并争取新皈依者，亚洲成为其传教的主要目标。

第三，欧洲对外贸易的极速扩张为传教士搭乘商船前往东南亚提供了便利。经历黑死病后的欧洲经济得到恢复，人口增长，物价上扬，对外来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

16世纪初，传教士们就跟随进行香料贸易的葡萄牙商船，来到远东，寻求天主教繁荣发展的新阵地。

起初，越南并不是远东传教的首选目标。1565年，耶稣会为了在澳门站稳脚跟，建立了一个常设会所，其目标主要有三：(1)作为前往日本的一个中途休息场所；(2)作为等候机会进入中国的踏板；(3)作为这座新兴城市的传教中心。

1594年，圣保禄学院首任院长孟三德在《圣保禄学院年报》中写道：“既然于1592年日本召开的总协商会议认为，为了保持与发展耶稣会在日本的事业，以及传播福音，在中国的澳门建立一所学院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由此可见日本是当时澳门耶稣会的主要目的地，对进入中国传教尚处于试探阶段，还未触及越南。

日本禁教是天主教远东发展的重要转折。1587年，日本的丰臣秀吉颁布《驱逐教士令》，勒令传教士于20日内离开日本，自此之后，天主教几经周折，终于被赶出日本列岛。

这一事件既是对天主教在日本传教事业的巨大打击，也为越南天主教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时间澳门成了耶稣会士的避难所，这导致耶稣会士在澳门的数量大大超过澳门本地的传教需求，而此时正值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实行海禁政策，断绝与外国的非官方贸易往来。“

到了17世纪，从日本被驱逐出来的耶稣会士开始把印度支那看作是他们活动的新地区”，既然耶稣会士很难进入中国传教，于是将传教的希望寄托在近邻越南身上。

16世纪是越南封建王朝国势由盛转衰、由统一转向分裂的动荡时期，具备接受天主教的条件。

1428年黎朝建立后，到黎圣宗时期(1460～1497年)达到全盛，侵吞占婆国领土，颁布《洪德例律》，立进士碑，编纂《大越史记全书》，文教和军事实力取得空前发展。

然而在圣宗之后，黎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凸显，争权夺势日益激烈，皇帝频繁更迭，自1497至1527年的30年间换了6位皇帝，大都是年幼登基，政权由外戚把持，这就为日后外戚篡权埋下了隐患。

1527年，外戚莫登庸逼迫黎恭皇自缢并自立为王，黎朝旧臣阮淦等人拥戴黎庄宗举兵反莫。1592年，阮淦的外孙郑检攻陷河内，莫朝灭亡，其残余势力逃往越北山区。至此黎朝复国，越南进入短暂的和平时期。

莫朝初年经济社会有所发展，但朝政不稳和连年征战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战争发生的地区，农田都被荒废，而且赋税不断，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

仅在1570～1583年间，双方交战就达l3场，使得越北中部清化到顺化一带的沿海地区成为惨烈战场。

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当一个社会出现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或心理危机时，人们就会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发生动摇，转而去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和社会理念”。

天主教的末世观念、救赎观念、天国观念以及传教士的行医救苦对流离失所的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16世纪，天主教尚未在越南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传教，只有零星的传教团体和个人在越南展开小规模的活动，主要原因是语言障碍尚未克服，传教活动的收效并不大。

根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记载，黎庄宗元和元年(1533年)，有西方人名依尼枢者，自海上来，在南真县的宁强村、群英村以及交水县所属的茶侣村(地处今天的南定、太平和宁平等省内)传教，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并未记录下该人来自哪里，隶属哪个教团。

在这一时期，活跃在越南的传教团体主要有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1550年，多明我会的贾斯伯·德·圣克鲁斯(Gaspar de Santa Cruz)神父来到今天的越南河仙一带传教，但收效甚微。

另据张永记的《南史》一书记载，1596年西班牙传教士迪戈·阿韦特(Diego Adverte)最先来到越南南方传教天主教，但遭到了当地领主的驱逐。

16世纪下半叶，随着战争的不断加剧，为争取来自西方的支持，北方莫朝和南方后黎朝都希望加强与葡、西等国的贸易往来，纷纷主动向澳门要求派传教士来越南传教，如后黎朝黎英宗(1557～1572年在位)的姐姐占公主曾三次派人到澳门去请传教士，北方莫朝莫英祖(1562～1592年在位)也曾写信要求传教士来讲道并允诺将建立一座教堂，但上述联络都没能落实。

至16世纪末叶以前，葡萄牙人已经与南北朝都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关系，使用澳门留居点作为贸易的基地。

天主教在越南的发展与传播

1612年，日本德川幕府发布禁教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禁教政策，大批天主教信徒与传教士受到迫害，于是很多人就逃往澳门。

一时间澳门成了耶稣会士的避难所，这导致耶稣会士在澳门的数量大大超过澳门本地的传教需求，于是，大批传教士来到越南传教。

17世纪前半叶，与其他教会相比，耶稣会对越南传教的贡献最大，对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

最先到达越南传教的耶稣会士是弗朗西斯科·布佐明(Francesco Buzom)、迪耶戈·卡瓦罗(Diogo Carvalho)和安东尼·迪亚兹(Antonio Dias)，他们于1615年1月6日从澳门乘商船启程，l2天后到达越南中部的岘港一带。

此后又有数名传教士从澳门出发来到越南，其中弗朗西斯科·德·皮纳(Francisco de Pina)、亚历山大·德·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等人对天主教的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皮纳是第一个通晓越南语的西方人，也是第一个开始使用拉丁字母记录越南语语音的人，他甚至已经开始编纂越南语语法的相关著述。

罗德精通越南语，对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也是现代越南国语字的重要奠基人。

1642年，罗德在越南创立了第一个本土传教团，该教团共有l0人，这10人在他离开越南后继续向民众传教。

1651年，罗德编纂的《越一葡一拉丁字典》在罗马出版，该字典以拉丁文记录越南语口语发音，首次实现了越南语的拼音化，为日后传教士掌握越南语和天主教的越南化奠定了基础。

17世纪中叶以来，西、葡两国因垄断传教权和争夺“保教权”的纷争不断发生，罗马教廷意识到这一纷争将对天主教的海外传播带来不利影响。

为了与葡西两国的传教团相制衡，并且为法国争取在远东的利益，1660年，罗德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说服教皇批准成立巴黎外方传教会。

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负责三个地区的传教，一是越南北方的郑氏政权、老挝与中国南方，二是越南南方阮氏政权与柬埔寨，三是中国北方以及朝鲜、蒙古。

17世纪尤其是18世纪，巴黎外方传教会成为在越南传教与进行教务管理的主要教会组织。1773年耶稣会被教廷宣布解散后，巴黎外方传教会全面接管了在越南的传教事务。

17、18世纪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取得了巨大进展，教堂和教民的数量都在迅速增加。1615年，越南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由耶稣会土布佐明在越南中部岘港附近建立。

1627年，罗德在越南清化省一带主持兴建了北方的第一座教堂。此后，由于传教士对传教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天主教在越南迅速发展，1590～1645年之间有19万人受洗入教，而这一数字在1700年时增长到50多万。

在教堂方面，1630年越南全国只有不到100座教堂，1650年，越南全国已建成500座教堂，到175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将近800座。这一时期的教堂多由传教士出资兴建，结构多为木制，极易损毁，至今已无留存。

耶稣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成功，首先归功于教团自身的因素：从现实的层面看，向海外传教对于教团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以巴黎外方传教会为例，他们向海外派遣的传教士越多，教团所获得的威望就越高，该教团就能收到更多的来自社会的捐赠和支持。

从个人层面看，许多传教士都出身于本国的底层社会，自幼就接受了为上帝和国家事业献身的价值观教育，这使得他们对于前往陌生地区传教毫不畏惧，而且教团内部也对前往异乡的传教士和殉道者倍加赞扬，鼓励修士们走向海外，实现个人的宗教理想，推动上帝之围的来临。

与此同时，越南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增加，则是天主教士在越南能够传教成功的重要外因。1592年黎朝复国后，越南暂时结束了内战，社会经济有所恢复。

然而，1627年郑氏和阮氏两大领主之间又爆发了长达45年的战争，之后一个世纪内，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不断爆发。

连年的战事刺激了大量的武器需求，郑氏和阮氏都看中了西方的火药武器，两个领主都把发展经济和军事作为首要任务。

尤其是对于南北纷争时期的阮主来说，“必须抵抗一个任何方面比交趾支那大到两到三倍的外区(即北方郑主)，海外贸易成了内区(即阮主)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在整个17世纪，阮主的军队数量只有郑主的四分之一，所以阮主更需要大炮与炮兵。

西方传教士在这一点上恰恰有自身的优势，一方面，他们与外国商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自身掌握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的科技知识，可以服务于越南的发展需求。南北两个领主都看重传教士带来的既得利益，都极力拉拢传教士。

尽管这一时期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教活动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天主教教义与儒学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冲突日益凸显。

越南的统治者郑氏、阮氏都不希望天主教在国内发展壮大，一旦发现传教士无法带来贸易与军事利益时，就会采取一系列高压措施，限制天主教规模的扩张。

1618年，阮氏政权统治区发生严重旱灾，阮主因传教士求雨无效，以民愤难平为由将他们驱逐出境，这是越南封建王朝发布禁教令的开始。

1630年，北方郑氏政权将包括罗德在内的传教士驱逐出境。1664年，南方阮氏政权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迫害天主教徒运动，导致37名传教士和教徒殉教。

1721年的北方和1750年的南方，还发生了两次全国性的“灭教”运动，禁止民众信仰天主教，拆除教堂并逮捕传教士。

天主教传教活动在越南遭遇的打击

阮朝初年，天主教取得一定发展。由于阮朝开国皇帝与法国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的特殊关系，天主教在阮朝初年取得了较为自由的发展环境。

在百多禄的帮助下，流亡在暹罗的阮福映逐步推翻了西山朝的统治，于1802年在顺化建立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

嘉隆皇帝(即阮福映)在攻打西山朝时曾与法国传教士百多禄签订了《1787年凡尔赛条约》，该条约第七条写道：“阮主将竭力保障法国臣民及其财产的自由与安全”。

嘉隆皇帝因感恩于百多禄的帮助，所以对传教士的活动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天主教在嘉隆时期的近20年间发展较为稳定。

由于之前西山朝末年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在1800年左右，越南全国约有32万天主教徒。1806～1817年，在越南北方，每年大约有3500人受洗。然而，天主教在阮朝的发展随着嘉隆帝的去世而受阻。

西方传教士对阮朝国内政治事务的过多干预，是促使阮朝实行大规模禁教的重要原因。1820年嘉隆皇帝驾崩，明命皇帝继位。与父亲不同，明命帝自出生起就在宫庭接受了儒家传统教育，对西方传教士没有好感，认为西洋宗教不拜祖先，违背传统，视天主教为旁门左道。

尽管如此，明命帝在统治初期并没有对天主教徒进行过任何迫害，这一方面是碍于父亲与法国人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黎文悦等朝臣的阻挠。

黎文悦是辅佐嘉隆皇帝打败西山朝的将领，在阮朝建立后，受封为嘉定总镇，管理着半壁江山。

在嘉隆帝的最后几年，黎文悦晋升为阮朝最高官员，深得嘉隆帝信任，因此明命帝对他虽有不满，但也莫可奈何。

1827年，黎文悦前往京都顺化，向明命帝奏表嘉隆帝的宗教政策，并赞美百多禄对阮朝的恩德，明命帝碍于黎文悦的威信，只好对天主教徒采取放任的政策。

1832年黎文悦去世，其亲属和党羽很快被清除。1833年，黎文悦的养子黎文起兵叛乱，叛军的主要力量是天主教民，传教士们号召天主教徒起兵相应，明命帝得知后震怒，坚定了全面禁教的决心。

当年，明命颁布全国禁教令，规定所有入教之人必须放弃天主教信仰，拆毁所有教堂和教士驻所，并严惩坚持信教之人。

此后，1836年、1838年和1839年又四次颁布禁教令，指出发布禁教令是因为外国传教士在越南传教。

1841年，明命帝去世。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利也给越南封建王朝敲响了警钟，继任的绍治、嗣德不仅继续执行明命的禁教政策，而且更加严厉地迫害天主教徒。

如嗣德十年诏谕：“凡容隐耶稣道长照例罪之，又必籍没家产以严其禁”。自1848年至1860年间，约有25位欧洲神父、300位越南神父和近3万教徒被处决。

尽管如此，天主教在越南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850年，越南全国的天主教徒已达50万人，其中北方38万，南方12万。

尽管严厉的禁教令不断从朝廷发布，但随着越南封建社会宗法结构的不断瓦解，正统的儒家观念在各阶层的支配能力不断削弱，禁教令无法得到彻底而有效的实施。

一方面很多传教士善于买通官僚逃避检查，另一方面很多传教士与平民百姓的关系密切，他们在禁教期间得到了当地民众的保护。

1858年后，随着与西方国家不平等条约的签署，越南的国家主权不断沦丧，国家对天主教也逐渐丧失控制权，朝廷颁布的禁教令名存实亡，传教士可以公开进行活动。

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对越南社会的影响

在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加速扩张的背景下，自明命时期开始的大规模禁教政策直接影响到法国在越南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

自19世纪40年代起，法国政府改变了拿破仑一世以来的对远东政策，不断派遣军舰对越南的排教活动进行交涉。

1847年，法国殖民者借口阮朝杀害传教士，在岘港进行挑衅，击沉顺化朝廷的五艘铜船。1858年，法国远征舰队联合西班牙舰队炮轰岘港，开始了对越南的殖民侵略。

殖民主义者的到来，终结了越南王朝的禁教令，天主教的传播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保障。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以后，十分重视天主教在越南的发展。

1862年5月9日签订的《第一次西贡条约》就有一款“南国准许法国和西班牙教士入境自由传教，并准许百姓自由信教”规定。1874年《第二次西贡条约》的第九款同样提到自由传教。

法国殖民当局在越南建立教堂、修道院、神职学院，安排神父在国民教育学校里担任教职，还在军中设立天主教随军司铎，并且在官员选拔、任命等方面也提出皈依天主教的要求。

这一时期天主教在越南迅速发展，1860年，越南全国的天主教徒数量约为40万人，但有约13万教徒在文绅运动和勤王运动中被杀害。到了1890年，全越南已有近65万名教徒，930座教堂。

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并非是天主教教义和西方文化对越南的单纯同化，而是越南吸收并融汇西方文化进入本土文化的过程。

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越南文化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东南亚文化共同成为越南文化的三大构成因素。

以教堂为例，法属时期的越南天主教堂不仅在数量上和规模上发展迅猛，而且在设计上开始融入本土文化元素，当今越南国内著名的教堂绝大部分都建造于这个时期，这其中既有欧洲的哥特式、巴洛克式教堂，如河内大教堂(哥特式)、宁美教堂(巴洛克式)天主教，也有越南本土的“越式”教堂。

越式教堂的内部设置均依据罗马教廷的教规摆设，但却采用了本土建筑的外观与内部结构，使用本土特色的建筑样式与装饰图案，将天主教堂的配置与本土建筑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发扬教堂、好儒教堂、博朗教堂等。

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不仅广泛传播天主教教义和西方文化，也直接推动了现代越南语的产生。

出于传教和记录当地语言的需要，在进入越南传教之初，布佐明、皮纳等耶稣会士就开始用拉丁字母记载越南的地名、人名和简单的传教用语。

罗德神父在学会越南语之后，奉命回到澳门讲学10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一边讲授越南语，一边编纂教材。

1651年，《越一葡一拉丁字典》(Dictionarium Annamiticum Lusitanum et Latinum)在罗马出版，该字典共645页，正文每1页分两栏，按字母顺序排列，从A到za，每一个词条分三部分，先给出越南语词，然后是葡萄牙语解释(斜体)，最后是拉丁语解释。

这部字典的出版标志着越南国语字的正式形成。在这之后，又有数位法国和越南的传教士共同努力，对这部字典进行修正、补充，最终形成现在通行的越南语词。

随着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越南对西方世界的科技、教育等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使得越南士大夫阶层与传教士之间有了更多的文化交流与碰撞。

来到越南的西方传教士，大都在国内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掌握了一些科技知识。他们在越南不仅传播了天主教教义，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技。

在越南南方的阮氏王国中，在1673～1773年百年间，共有12名神父在宫廷中服务，负责传播医学、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服务，他们多在太医院和钦天监两个机构任职。

在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在朝中官位显耀，如巴特罗摩·阿科斯塔(Bartolomeu d’Acosta)神父曾在阮福濒朝中任太医，胡安·安东尼·阿纳多(Juan Antonio Arne—do)神父曾在阮福凋朝中的钦天监供职，协助朝廷观测天象。

阮氏王朝对传教士的科学才能也极为重视，阮福澍曾要求澳门派遣通晓天文和数学的专家来阮氏王朝。

在北方的郑氏王朝，郑靖都王时期(1767～1782年)的一场儒释道耶四教人士就“何为正道”的辩论被天主教会记录下来，编成《会同四教》一书。

传教士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扬天主教而抑三教，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天主教与越南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相通，以及越南社会面对天主教的矛盾心理。

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也让西方国家开始全面了解越南。根据教廷的规定，赴越传教士隶属澳门教区管辖，要定期向澳门主教汇报在越的传教情况。

同时，很多传教士还将在越南的见闻编写成书，最先出版介绍越南书籍的是克里斯托弗·波利(Christophoro Borri)神父，他的著作是《耶稣会神父的传教活动与交趾支那王国的关系》(1631年，罗马)(Relatione della nuova missione delli P．P．Della Compagnia di Gesu al Regno della Cocincina)。

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交趾支那(越南南方王国)的介绍，第二部分是介绍1615年起在越南的传教过程。

该书出版后在欧洲非常受欢迎，两年间重印9次，先后译成意、法、荷、德、英等国文字。此外，罗德神父著有《东京王国史》(1650年，罗马)(Histoire du royaume de Tunquin)，《使徒安德烈之光荣殉道》(La glorieuse mort d'Andre)(1652年，罗马)等书。

除了记录越南历史、传教历程以及风土人情外，有些传教士还对越南当地的物产进行了研究。

如来华传教士葡萄牙人卢若望(Joao de Loureiro)于1742年从澳门出发进入交趾支那，1752～1777在顺化担任皇帝的数学教师，1778年到中国广州任职。他本人著有《交趾支那的植物志》，研究了约697种当地植物。

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在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也给越南社会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第一，在天主教传播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为殖民主义者进入越南进行情报搜集、地图绘制等大量为殖民政策服务的活动，客观上加剧了越南社会的固有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

第二，在天主教的传播过程中，将越南封建统治者视为妖魔。如罗德认为越南是“靠偶像崇拜统治，以灵魂附体肆虐的国家”，这种宣传动摇了越南人民对封建国家的信仰根基，导致20世纪初高台教等泛神信仰的产生。

第三，天主教传播过程中，因记录口语需要而创制的拉丁化越南语后来被法国殖民者发展为国语字，并在1945年后成为国家正式文字，使用上千年的汉字被彻底废除。

对越南社会而言，国语字的出现和确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满足了越南人民(尤其是大众阶层)文字记录的需求，实现了口语和书面语的统一，完成了喃字未竟的使命。

另一方面，它又导致越南“社会文化平行性”的终结，之前使用汉字表达的精英文化无法得到继承和发展，转而通过汉越语等形式融入当代越南文化话语中，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结语

综上所述，在法属时期到来之前，天主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强烈碰撞，也推动了越南与西方的文化交流。

尽管因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事件卷入而不断遭受打击，天主教在越南规模不断扩张却是不争的事实。

传教士们从零星搭乘来往商船、成为皇帝的座上宾，到建立传教基地、大规模前往越南，再到成为殖民者维持其殖民统治的帮凶，传教士是天主教走向全球的见证者。

越南天主教传播史是宗教信仰传播、东西文化碰撞、政治权力斗争、国家利益维护、殖民主义扩张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也是一部从宗教平民化走向宗教政治化的历史。

作者观点：

16世纪中叶,天主教诸修会在前往远东开辟发展空间的过程中,随着在日本遇阻和对东南亚地区贸易往来的增加,传教士们随商船来到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动荡分裂的越南社会为天主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在耶稣会士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士的推动下,17、18世纪天主教在越南取得重大发展机遇,教徒和教堂的数量迅猛增长,传教士在越南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然而,随着意识形态冲突的日渐加深,天主教不断受到越南封建统治者的打击。在阮朝初期,由于传教士对越南王朝内政的过分干涉,导致天主教遭受空前迫害,教产被没收,传教士被驱逐或处决,教徒被强迫改宗。

19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的到来迅速打破了封建王朝的宗教管理秩序,禁教令形同虚设,天主教在越南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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