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异人-今日头条：作家姚平新作《秦统一中国离不开“酷吏商鞅”和“奸商吕不韦”》

秦统一中国

离不开“酷吏商鞅”和“奸商吕不韦”

姚 平 (剑胆琴心)

2021年农历辛丑年(牛年)春节，响应“常态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就地过年”号召，我在家中安安静静呆了7天，几乎废寝忘食地认真读了3本书，其中《商君书》和《吕氏春秋》终于读完，掩卷沉思一日，形成此文。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名垂青史的大秦帝国第一次历史性统一中华，寿命均为57岁的“酷吏商鞅”和“奸商吕不韦”可谓功不可没。虽然商鞅被车裂36年后，吕不韦才呱呱坠地来到硝烟四起的战国末年，然而未曾谋面的他俩一先一后“接力赛”般辅佐了当时的大秦君王，使出他俩的浑身解数实现了其“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也成就了大秦帝国的崛起，他们堪称逆袭时代、征服命运的典范人物，必须留下惊鸿一章。

商鞅(前395年—前338年)，汉族，祖籍卫国人（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是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是当时著名政治改革家，他出身于卫国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卫君后裔，以国为姓，故亦称卫鞅，也称公孙鞅，商鞅是他在秦国被封于商地而得名。

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卫鞅先后两次施行变法，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自由买卖；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和布帛多者可免除徭役；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废除无军功的旧贵族特权；规定计量标准，统一度量衡，改革戎狄旧俗等；建立郡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地方。为让新法得以实施，商鞅还实行了连坐法，就是一家犯罪，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奸恶处以腰斩之刑，藏匿罪犯被视为投降敌人，为私事斗殴都会遭受很重的刑罚，一时间草野内外谈卫鞅（商鞅）色变。

“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这个历史评价是符合实际的。韩非子说商鞅“举法明教，秦人大治”。西汉桑弘羊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宋代王安石赋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虽性情刚烈，甚至残酷至极，其功绩却因此熠熠生辉。

《商君书》也称《商子》，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现存26篇 ，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书》着重论述商鞅一派在当时秦国施行的政治经济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商君书》主要论述了“强国弱民”理论。书中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人民，使之成为“弱民”，而不是“淫民”。商鞅认为国家的强势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人民顺从法律、老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商君书》中尤其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读罢《商君书》，足见商鞅之偏激、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似无可厚非，但是商鞅极力推崇之“帝道”“王道”“霸道”令人震颤。不过，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将商鞅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列出“中国六大丞相”，他们是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与上面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相比，只是将李德裕换成王猛。

商鞅大规模伤筋动骨的国家改革，当然会引起激烈的多方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其新法。一日，秦国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你的权威何在？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如此一来，贵族、大臣几乎都不敢触犯新法了，而商鞅也为自己的“穷途末路”埋下了祸根。十年后，秦国逐渐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忌惮强悍的秦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公元前340年，卫鞅奉秦孝公之命攻打魏国，魏将公子昂原是卫鞅在魏国时的旧友，卫鞅假意请公子昂前来和谈，公子昂毫不怀疑，结果卫鞅在会谈后生擒魏将公子昂，趁机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秦王封于商（今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商镇）15个邑，自此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赢驷即位，即秦惠王。一朝君子一朝臣，公子虔等人密谋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投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秦国大良造（秦国最高军政长官）商君，见他未带凭证，便告之商君之法有令，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被迫离开。他想到魏国去避难，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祸害楚国，拒绝他入境。商鞅无奈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官兵来剿，结果失败战亡，后尸体被下令车裂分尸，商鞅灭族。典故“作法自毙”由此而来。

商鞅是一个变法者，而推行变法会遇到传统势力的重重阻碍，商鞅只能也必须用极端的手段来推行其国策，这就让他归到了酷吏一党，可以说，商鞅不仅是一个酷吏，而且还是酷吏的先祖。酷吏所以能够长时施暴，除了都是以法的名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都得到了最高当权者的宠信，这样他们才能够肆无忌惮，胆大妄为。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看君王一人，毫不顾忌其他。当然，他们并不是那种真正的忠君爱国之人，只为真理和正义，而只不过是看君主的利益和脸色，揣测君主的心理，以争取王权的稳固和自己更高的官爵之利。商鞅初见秦孝公，他准备的那些变法策论令秦孝公昏昏欲睡。第二次见，仍然引不起孝公的丝毫兴趣。可是，当他第三次见秦孝公时，竟然一连谈了多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结果？目的不同，说辞不同罢了。后人把商鞅的这三次进言总结为“帝道”、“王道”和“霸道”，前两道因为时间太长，孝公等不得，商鞅就“更进一步”进献了这个“霸道”。一个人竟然准备了三套治国理论，可见商鞅的学问有多深，功课有多好，更是让人看到了他揣测君王心理的心机有多深邃。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商鞅从此也只认秦孝公一人。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也要处罚，且毫无顾忌。鉴于太子是未来之国君，不能在他身上实施刑罚，商鞅就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秦孝公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他的薄情寡义和自私也不会做什么。这三个人，一个是未来国君，两个是氏族大夫，撇开是非曲直不论，足可见商鞅的内心是何等的“酷”！所以，当他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那些宿敌唯有用世界上最残暴的酷刑方能成就和“涅槃”他的威名。

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人（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战国末期著名商人，以巨贾的思维扶植秦国的未来君主，牟取政治投机之利，后成为影响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位及秦国相邦、丞相，在秦为相十三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即公元前251年，75岁的秦昭襄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立一年而卒，储君嬴子楚继位，即秦庄襄王。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封吕不韦为相国，封爵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庄襄王卒，年幼的太子赢政立为王，吕不韦为相邦，号称“仲父”，专断朝政。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后因嫪毐集团叛乱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迁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让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担心被嬴政诛杀，遂饮鸩自尽。

吕不韦在位之时，广招门客以“兼儒墨，合名法”为思想中心，合力编撰《吕氏春秋》，系统性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之策，后被尊为先秦杂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相邦吕不韦的亲自主持下，集合上千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

《吕氏春秋》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家、法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一天下后的治国策论、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十二纪、八览、六论，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这说明最早的注释者早已点明《吕氏春秋》以道家为主导思想之特征。

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许多商贾也私下戏称他为大奸商。当时他往来诸国各地，擅长囤积居奇，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积累起富可敌国的万金家业。公元前267年（秦昭王四十年），悼太子死在魏国，运回国葬在芷阳。到了公元前265年（昭王四十二年），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安国君非常宠爱一个妃子，立她正夫人，称之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安国君宠爱。子楚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对子楚也不以礼相待。子楚是秦王庶出的孙子，在赵国当人质，他乘的车马和日常的财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吕不韦到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见到子楚后暗暗大喜，说：“子楚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吕不韦拿出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其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又拿出五百金买珍奇玩物，收买远在秦国都城的华阳夫人，后华阳夫人认子楚为儿子，因安国君非常宠幸华阳夫人，故答应立子楚为继承人。子楚有一次和吕不韦一起饮酒，看到吕府赵姬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已经为子楚破费了大量家产，为借以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此女。后赵姬为子楚生下儿子名政，子楚遂立赵姬为夫人。

公元前257年（秦昭王五十年），秦国大军围攻邯郸秦异人，情况万分紧急，赵国想杀死子楚。子楚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六百斤金子送给守城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方得顺利返秦。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赵政回到秦国。安国君继秦王位，守孝一年后，加冕才三天就突发疾病（又传被华阳夫人谋害）去世，谥号为孝文王。子楚继位，他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尊奉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称夏太后。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秦异人，太子赢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邦，贵为“仲父”。秦王年纪还小，太后和吕不韦联手执政，民间也传二人私通。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吕不韦进献给赵太后的门客）实际并非宦官，常常和赵太后淫乱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都把他俩隐藏起来，还和赵太后密谋说“若是秦王死去，就立此儿继位”。于是秦王命严查此事，真相牵连到相国吕不韦。这年九月，嫪毐三族人众全部被杀死，太后与之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诛杀，赵太后迁到雍地居住。秦王嬴政想杀掉相国吕不韦，但因他侍奉先王有大功，众多朝臣、宾客为他说情，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10月，免去吕不韦的相邦之职，将其遣出京城，前往河南封地。齐人茅焦劝说秦王，秦王这才到雍地迎回赵太后，使她回归咸阳。

吕不韦出身于商贾之家，其父因经商发财，富甲一方。吕不韦也是经商高手，他靠着“贩贱卖贵”，积累万金家财。正当吕不韦的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他却在赵国邯郸城做出决定，弃商从政，并把扶持定立秦国君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吕不韦为什么改变自己的人生志向呢？原来，他发现经商虽能成为富翁，而商人只富不贵，政治地位并不高。吕不韦要做既富且贵之人，必须走仕途之路。吕不韦还了解到秦国的政治状况，当时老太子安国君尚未继王位，对立谁为嫡嗣犹豫不决，而其子异人的母亲因失宠被派到赵国都城邯郸为人质，吕不韦认为可以利用秦异人进行政治投机。他用商人的口气不止一次与密友说：“此奇货可居！”吕不韦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安国君的宠妃华阳夫人无子，却能在安国君面前说一不二，带着重礼，只身入秦，巧妙斡旋，游说华阳，使华阳夫人认异人为干儿子，说服安国君立异人为嫡嗣。当秦昭王和安国君相继去世后，秦异人名正言顺地成为新国君。异人称王，自然忘不了帮助他“直通王权”的吕不韦，他颁布的第一个诏令，就是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爵文信侯，并赐吕不韦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食邑，吕不韦及官、爵、封地于一身，在秦国少有。吕不韦凭借对当时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对秦国政治形势的准确判断，一步一步谋定秦国国君成功，自己则一举登上丞相高位，掌控了秦国朝政，实现了自己的志向。《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和父亲的一番对话。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答曰：“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曰：“百倍。”又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答曰：“无数。”吕不韦与其父对话，句句都是如何赢利。正是父亲所说立国君可赢“无数”利，坚定了吕不韦搞政治投机的信心，大奸商啊，何其了得？！

在锱铢必较的商人吕不韦苦心经营、倾力辅佐之下，秦嬴政终究吞并了六国，第一次实现了中华一统之霸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始皇帝”。

总而言之，威猛如虎狼的大秦帝国第一次历史性统一中华，寿命均为57岁的“酷吏商鞅”和“奸商吕不韦”可谓功不可没。虽然商鞅被车裂36年后，吕不韦才呱呱坠地来到硝烟四起的战国末年，尽管他二人不曾谋面，然而他俩一先一后“接力赛”般辅佐了当时的大秦君王，使出了他俩的浑身解数不仅实现了他二人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也成就了大秦帝国的强悍崛起，他们堪称逆袭时代、征服命运的典范人物，必须在华夏5000年的历史长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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