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心平气和，聊聊“四大发明”

说一下“四大发明”这个事。

一、“四大发明”之说并非始于李约瑟

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较早赞誉“印刷术，火药和航海罗盘”的学者，不过，他既没有将这三者称作“三大发明”，也没有说它们起源于中国。他的原话是：

“这三种事物古代没有，虽然它们的起源相当晚近，但它们源自何方，我们并不清楚，而且也很少有人言及其来源。这三种事物就是印刷术，火药和航海罗盘。实际上，这三种事物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事情的面貌和状态。印刷术体现在文学上，火药体现在的战争上，航海罗盘体现在航海上。”

在培根之前，也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了指南针、印刷术与火药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比如，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认为，这三者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发明”。只不过，他们的言论不如培根的影响大、流传广。

培根的说法影响了马克思，他在《经济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三大发明”的概念，但没有说这些发明起源于何处。马克思的原话，中文知识界耳熟能详：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中文知识界有一种极为常见的论断，认为“四大发明”的说法，最早是由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提出来的，时间是1943年李约瑟来华，后来得到中国及世界诸多学者的承认。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确实，在“四大发明”这个概念的传播过程中，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技史》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但在李约瑟之前，“四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与火药）的说法已经出现并颇有流传。

1884年，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比较中日两国，曾将四者并列——“他们（日本）没有如何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虽未称之为“四大发明”，但已认为它们是属于中国的发明。

更早一些时候，1876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英国报业人士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ifovr）出版《远东漫游》一书，其中已使用到了类似“四大发明”的说法——four valuable discoveries（直译是“四个有价值的发现”，今天以英文说“四大发明”，一般用的是“Four Great Inventions”）：

“我们西方人还从来没有赞扬过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当我们回忆中国人享有发明火药、印刷术以及在人类文明还不到两千年的历史时，中国人就拥有了水手使用的罗盘，这听起来好像十分荒谬。当然我们可以授予他们应得的荣誉: 他们在四千年的历史中，获得了我们称之为四大发明的胜利。”

图：巴尔福使用了“four valuable discoveries”的说法；图书阅读地址：

巴福德与艾约瑟之后，将“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三者并列，与将“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四者并列的说法，在西方著作中同时存在。

选择三者并列还是四者并列，多取决于写作者如何看待“纸”在人类历史变迁的作用——毫无疑问，“纸”对文明的演进极为重要；同时，“纸”的重要性又高度依赖印刷术的发明，纸与印刷术相结合，才有了知识传播的大爆炸。所以，那些选择三者并列的学者，往往是在谈印刷术的时候同时提及造纸术的作用；而选择四者并列的学者，则相当于将造纸术从印刷术中分离出来单独论述。

中文知识界使用“四大发明”一词，略晚于巴福德与艾约瑟。

张国荣通过梳理近代历史教科书，发现民国之前几乎找不到“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的说法，民国之后，最早流行的是“三大发明”之说——“1910年代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大约有20本左右，其中提到‘三大发明’的有5本”“192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大约为24本左右，其中提到‘三大发明’的仅两三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三大发明”逐渐成为撰写教科书“必须选择的项目”；其中又可以1935年为界，这一年之前，历史教科书的主流论述是“三大发明”，这一年之后出版的教科书，则多写作“四大发明”。张国荣还称：

“从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在教科书中提出‘四大发明’的是陈登原先生。陈先生在其1933年编著的《陈氏高中本国史》中，就冠名有‘四大发明’一目。”（张国荣，《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

李约瑟1943年应邀来华并提出“四大发明”之说，较之陈登原将“四大发明”写入中文历史教科书，已晚了整整十年。后世的中文知识界之所以尊李约瑟为“四大发明”一词的创造者，多少有借重其洋学者身份的倾向。

二、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

与“四大发明”有关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A、它们的发明者是谁。

B、它们对人类文明发展和历史演进的影响力究竟如何。

如前文所述，培根曾承认，在他的时代，西方知识界尚不清楚印刷术、火药与罗盘这些发明的来源。此后，经过一百余年的学术探索与学术争论，到了巴尔福1876年出版《远东漫游》一书时，他已经接受了中国人拥有“four valuable discoveries”这一论断。

1、具体到造纸术。

东汉时代的蔡伦以树皮、麻头、敝布、鱼网为原料，发明了一种成本低廉（以前造纸须用丝）、可规模化生产的新造纸术，被记载于《东观汉记》与《后汉书》，已是中外学术界共同承认的事实。只要坚持纸的正确定义——“从悬浮液中将植物纤维、矿物纤维、动物纤维、化学纤维或这些纤维的混合物沉积到适当的成型设备上，经过干燥制成的平整、均匀的薄页”——不乱搞事（比如非得将灞桥发现的“疑似镜压棉絮片”说成“灞桥纸”），造纸术的发明权属于中国，世界其他地区的造纸术源头在中国，可以说是很确定的结论。

2、具体到印刷术。

印刷术分两块，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大英博物馆里藏有公元868年（唐懿宗时代）中国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宋代沈括《梦溪笔谈》里有毕昇使用泥活字的记载；自唐宋至清末，中国一直使用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昙花一现，没有获得广泛的应用。以上这些是没有争议的事实。至于雕版印刷在中国盛行千年，而西方则流行活字印刷，这当中并无优劣之分，而是中西方文字不同所致——汉字不同于以字母排列构成的英文、德文、法文，使用活字印刷的成本太高，这种成本，包括了造活字成本与排版成本，前者除了几千个常用字每个字要造很多份之外，还得时刻准备造各种生僻字，遇上换皇帝，还得避讳改字；后者至少得训练排版者识文断字，有一定的文字理解能力。

目前有争议者，一是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武则天时代——究竟是在韩国雕版印刷出来的，还是在中国雕版印刷出来再传入韩国。韩国知识界自然支持前者，中国知识界自然多认为后者更符合常理。二是中国的木刻雕版印刷术对欧洲文明的演进究竟有多大作用。欧洲的雕版印刷始于何时，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流行时间不长，约为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左右，是可以肯定的，随之盛行的是古登堡于15世纪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一般认为毕昇与古登堡皆独立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而毕昇远早于古登堡）。

关于第二点争议，或许俄国学者А.П.捷连季耶夫-卡坦斯基的观点较为中肯：

“木刻印刷在欧洲存在了大约半个世纪。后来，印刷术在欧洲的发展经过了自己的道路。由于木板印刷受到中国汉字特点的制约火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所以在欧洲人那里并没有流传开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几乎就在欧洲的木刻印刷结束其使命后不久，甚至还在它存在的时间内，就马上开始了一个排字印刷的繁荣时期。被当作欧洲排字印刷之父的儒尔根·古登堡于1447年就开始经常地印刷书籍了(我们记得最后一本欧洲木刻书是在1450年左右印刷的)。……因此，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正是有了木刻印刷才使欧洲人最初产生印刷一般物品的想法，接着才产生了排版活字的想法，正如在东方发生的这种事的经过一样。”（卡坦斯基著、左少兴译，《从东方到西方》，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9页）

图：欧洲1400年前后木刻雕版印刷的《维吉尔故事》

3、具体到指南针。

中国关于指南针的制造与应用早于欧洲，是一个为较多人所承认的事实。但李约瑟在寻找指南针由中国传入欧洲的路径时遭遇了困难，他说：

“我们看到，罗盘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然后它突然出现于西方，并在那里得到了迅速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指南针知识是从东方传到西方的。但是在13世纪前的那几个至关重要的世纪里，找不到指南针经阿拉伯、波斯和印度这些过渡区域传入欧洲的任何线索，而到了13世纪，亚历山大·奈克汉姆就已经开始记述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了。看来指南针知识从中国到欧洲的传播根本不是沿着与航海有关的途径进行的，它更可能是借助于天文学家和那些最初有志于测定各地子午线的测量员之手从陆地传入的。”（（英）李约瑟原著、（英）罗南改编、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中华科学文明史 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615页）

目前关于指南针的最大争议，集中于“司南”。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司南的模样是一把勺子，如下图：

图：王振铎司南复原模型图

这把勺子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由历史学者王振铎根据个人见解所复制。至于真实的“司南”，究竟是不是这个模样，迄今并无学界共识。为了达到指南效果，王振铎所制作的司南，使用了古人所没有的现代工艺。据自然科学史学者李志超披露：

“在笔者所曾执事的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老主任钱临照院士曾亲口对笔者陈述一段往事：1952年郭沫若率团访苏，要带礼物，决定做个司南。任务下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就由钱老先生主办。他们找到最好的磁石，叫琉璃厂玉工照王振铎的复原件做。做得倒是漂亮火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可就是不指南。期限紧迫，只好拿那磁勺放在大电磁铁里做人工磁化。”（李志超，《再议司南》，收录于《黄河文化论坛》第11辑。）

关于“司南”究竟为何物，中文学术界有许多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它是天上的“北斗”（刘秉正），有人认为它是与与磁性无关的指南车（孙机），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原始的“水浮指南针”（闻人军）。

将不成功的复原品当成史实介绍给大众，将有争议的问题当做已定论的事物写入教材，其实无助于增进国人对“四大发明”的认知，甚至还会因之给受众造成一种“四大发明”皆不可信的错误印象。

4、具体到火药。

黑火药在唐代已经发明，最早明确记载黑火药配方的是宋代的《武经总要》，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基本事实。黑火药由中国传入印度，再由印度传入阿拉伯，继而进入欧洲，在史料上也有迹可循。

目前的争议，主要集中于“黑火药”与“黄色炸药”，后者是近代化学科技进步的产物，威力较之黑火药大得多，在近代战争中被广泛应用。不过，当培根与马克思说赞誉火药“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事情的面貌和状态”“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时，他们所指的仍是黑火药。

三、说两句题外话

（1）“四大发明”属于中国古代在应用技术方面的成就。这些成就的诞生，往往是时代背景的产物。比如，之所以是宫廷中掌管“尚方令”（相当于皇室造办处）的蔡伦发明了新的造纸法，是因为皇权不喜欢以使用竹木简，非常需要“纸”这种东西。雕版印刷之所以兴盛于宋朝，则是因为此一时期朝廷对城市的控制放松，市民文化开始出现。

（2）“四大发明”之说是在不断的质疑与争议中慢慢确定下来的，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以后也不是。以前有很多未定论的东西笼罩在“四大发明”这个概念之上，经过长期的质疑和争议，“四大发明”的内涵与外延中，有些部分被肯定，有些部分被否定，进而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但这并不意味着质疑与争议已经结束，更不意味着质疑与争议是不被容许的。只有允许质疑与争议，只有在质疑与争议之中，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文化概念本身也才有它的价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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